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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湖雨濛夜深沉(胡孝华)

作者:胡孝华 来源: 美文赏析网 时间: 2016-10-29 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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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湖雨濛夜深沉

——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祭

胡孝华

二十年来,总有一帧画面在我梦中浮现,那就是父亲愁苦忧郁的面容,他的咳嗽,他的叹息,他的无助与无力……这个在人世间苦苦守望又苦苦失望的父亲,这个在泥土里被践踏被湮没被收藏的躯体,这个孱弱卑微渺小的灵魂,在清明的细雨中,化作纸幡青烟以至乡间路旁的酒幡,一起袅娜升腾,在湖水的远方幻化无形。

父亲在解放时阶级成分是贫农,可是他没种过田,小时候只是跟祖父在乡里的集市上做卖鱼肉的生意,未曾读过一天书。两间茅草屋,家徒四壁,可吃的不差,有鱼有肉,烟酒是一定要抽要喝的,且成嗜好。少时,一天在茅草从中玩耍,毒草砸了左眼,剧痛,红肿,可无钱医治,也可能是小地方少眼科医生,耽搁了,后来左眼瞎了。解放后,生意不能做,集镇上的小商小贩也成了生产队的农民,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但贫穷,是一律的。据母亲讲,结婚时,家里一贫如洗,过门那天,见房间里还有梳妆台,柜子,三天后,这些家什都不见了,一问,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借过来的。我才知道,还有借用家什结婚的。母亲是潜江湖区那边的,经常闹水灾,颗粒无收,所以才嫁过来。母亲虽然也未上过学,但行事风格与父亲大不相同。父亲懦弱,忍让,少言语,不讲卫生,其貌不扬,身体也不太好。母亲漂亮,爱干净,性格急躁,强悍,做事风风火火,眼里容不得沙子,不能忍受别人的欺负。

后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,大集体。我们那个队,在集市上,人心涣散,都不愿被人管,那年选生产队长,一向木讷且无主意的父亲却被选为队长。原来大家窜通好,就是要推选一个不能管人的人来当这个队长,大家好自由散漫,各行其是。父亲自是推辞,再坚辞,后来公社书记都来做工作了,只好赶鸭子上架。果然,生产队许多事安排不下去,很多讲狠的人总是不听,大吵大闹,以致出手打父亲。那年又要安排民工上水利建设,拈纸团,谁拈到谁先去,一个刁蛮的社员,拈到了,不愿去,仗着家族势力大,又把父亲打了,父亲躺在床上。母亲急了,坐在门口骂,一直骂了一夜,又告到公社书记那里,(公社所在地就在这个集镇上)书记说,派民兵把那个打人的绑起来,这时那人才服软,赔礼,写悔过书。

大家知道父亲是个软懦的人,就编了一句顺口溜,“登甲哥,霍诺诺”,这个万事不得罪人的人,自然当不得这个队长,没几年就“下野”了,“下野”了的队长却被人记住了他的好,父亲因此在乡里结下了好人缘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四十不到的父亲接连害了两场大病。记得一次是腮腺处长了一个疱,要到沙洋做手术,那时不通汽车,乡亲们十多人用担架抬,步行120里,一天来回,家穷,根本谈不上什么招待,大家毫无怨言,充分谅解,情谊很感人。也正是因为两场病,欠下了队里300多元债。家里只有两劳力,我们弟妹又多,缺衣少食,糊口都难,就更不要说还债了。无奈,父亲决定把两间草屋卖给队里抵债,因为那两间屋是解放前留下来的,杉木的檩子,中间的隔墙是用杉木与木板做的,还值点钱。公社书记说,一大家人不能不住啊,不要卖屋吧,父亲可能是当队长要讲觉悟的缘故,不愿欠公家的债,执意要卖了还债,后来卖掉的屋被拆了,拿去做了仓库。一家人在大伙的帮助下,用土砖做墙,稻草盖顶,做了两间窄窄的土屋,一间烧火吃饭,一间做房睡觉,摆两张床,父母一张,弟兄们一张,几个弟兄挤在一起,每晚总是为被子盖不到自己而蹬踢吵闹,被子就蹬出几个大洞。后来妹妹出生了,一间房间不行了,又在屋前做了两间更小的草屋容身。屋顶上的稻草经不住雨水与曝晒,烂的快。一下雨,到处漏雨,酱油一样的黄水滴滴咚咚直下。暑热天溽热难耐,蚊虫成堆,又无蚊帐,彻夜难眠。冬天,不知棉鞋为何物,弟妹们个个脚冻得稀烂,疼痒难耐。记得那年下雪,三弟无鞋可穿,父亲要他不上学,可他读书好,深得老师喜欢,硬是咬着牙,赤脚到校,让数学李老师很是感动,李老师赶忙把了一双破旧单布鞋与他。我年年冻脚,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,发了30多元钱,马上到供销社去买棉鞋,营业员说,“只剩一双顺边的了,你要的话,削价卖给你,3元钱。(定价是5元)”我说,“好啊,我要了。”一个20岁的小伙子,为了暖和,第一次穿上顺边的棉鞋,也不怕丑,就是这双顺边棉鞋,从此告别了我冻脚的历史。这是后话。

我记事的时候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冬天,父亲到远处上水利建设工地去了,家里人人吃食堂,一大清早,祖母拿着小木桶,到一里多路外的食堂打稀饭,那天下雨,她是裹过脚的,歪歪唧唧的走在半尺深的烂泥田埂上,脚一滑,木桶里的稀饭泼光了,我们兄弟几人和她一起饿的嚎啕大哭。一天早上,我在灶塘口饿的歪下去了,这时,祖父的一个朋友上街,到我家见了我这样子,对母亲说,“你这孩子恐怕不行了,赶紧给他饭吃。”母亲说,“他从小体质差,嘴不‘泼辣’,(方言,嘴刁)哪有什么饭来喂他。”那大爷摸摸口袋,掏出半斤粮票给妈,我妈赶紧到餐馆买了碗饭,我吃了,方起来起身玩耍去了。后来母亲给我讲,要不是亏了这个爷爷,你早饿死了。唉,等我长大了,那爷爷也死了,大恩未报,只记得他是长湖大队的人。

吃食堂时,不准在家私自开伙,更不准家里私藏粮食。记得一天夜里,父亲把仅有一点米用瓦坛子装了,在做饭的土灶内里挖了很深的一个坑,埋下去,以躲避那挨家挨户来搜粮食的民兵。父亲会杀猪,队里一头母猪给悄悄杀了,分给各家各户,大人一再交代我们小孩,不要到处乱讲,我们都神色庄重的点头允诺。在水利工地上,父亲又病又饿,挑不动土,爬不上大堤,偷跑回家,躲在姑奶奶家,吃着捞渣,深怕民兵发现了把他用绳子捆了押走,父亲神情萎靡,唉声叹气。

每年春秋两季开学,就是父亲的痛苦时刻,几个孩子要上学,一分钱没有,我们总是被老师训话,要交报名费,书本费,这时父亲就到大队找会计开免费证明。交了证明还不行,老师说,只能免学杂费,书本费不能免啊。我们往往被站到外面,叫回去拿钱。这也好,我们弟兄就跟父亲说,没钱交,我们不读了。母亲就不许,把我们往学校赶,我们又不去,这时就有棍棒伺候。最怕的是下雨天,那土路上泥巴好深,没有塑胶雨鞋,一双单布鞋,一踩下去就湿了,滑掉了,到的教室,脚冷得要命,冻脚就开始了。记得那是我二年级,下雪了,我踩着冰凌到了校,下午放学,那雪被踩化了,泥巴又滑又深,我脚被泥粘着,趔趔趄趄的,这时,教我语文的李老师走来,把我扛在她肩上,送我回家。大家都看着我,做鬼脸,直叫唤,我也得意的在她肩上挥舞着小手。那女老师20岁不到,好漂亮,师范毕业刚分到毛李,叫李处芳,后来她一直教我们到六年级。

每年年终生产队分红,一年到头,勤扒苦做,绝大多数家庭总是超支,我父亲就总是叫去开超支兑现会,要他还钱。第一次父亲生大病卖了屋,接着他又病一场,家里孩子不断出生,口粮钱都挣不回来,自然又欠了队里的账。一般会议都是在晚上,在那仓库的一角,昏黄的煤油灯下,一群衣衫褴褛、愁眉苦脸的男人耷拉着头,像做错了什么的孩子,默默地无助的听着训斥,“你们不是口粮超支,是‘拉用’(‘挪用’的误读)超支。拉用,你们是没钱拉拉的用,所以超支。”晚上,在黑黑的院子里,母亲叹口气说,什么时候才还清超支啊,我问欠队里多少钱,母亲说400多块钱,啊,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呢!

父亲解放前家里做卖鱼肉的小生意,钱挣不了多少,可抽烟喝酒吃肉还是有的,所以对烟酒就留下了很深的瘾,即或在最困难的岁月,喝不了酒,也要抽烟,那时最便宜的烟是“经济”牌,8分钱一包,那是最劣质的香烟了,一毛五分的“大公鸡”于他就是好烟了,“游泳”(2毛6)就是奢望。记得我五六岁时,总是被父亲使唤到外面去捡烟屁股,拿回来重新裹了抽。父亲有时也在菜园里种几株烟叶,摘下叶子,晾干,切成丝,撕下我们的废旧作业本卷了抽。由于烟抽得多,且劣质,父亲就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,整夜整夜的咳嗽,但他从来不曾治疗过,这种咳嗽就一直伴他到去世。就是这点“享受”,有时也遭到母亲的抱怨,“家里买洋火的钱都没有,你还抽。”文革结束前,喝酒于父亲就是奢侈。商店里也没有酒供应,只在年关才发供应票购几斤。一次,我与他走亲戚到姨妈家,他见到一个葡萄糖瓶子有半瓶“酒”,高兴坏了,趁姨妈转身出去,马上拿来酒瓶摇晃,见酒花不丰富,接着打开瓶塞,用鼻子仔细一嗅,说,“唉,是水!”露出满脸失望的神情。过年要接客,总要酒啊,还有结婚办宴席的不能没有酒啊,农民们的办法有的是,做好米酒,兑点买的白酒,让米酒“老辣”,再拿来待客。

喝了酒的父亲脸上红红的,一向木讷的他话也多了起来。我考上初中的那个夏天,一天他喝了一点酒,愤愤地说:“这世道,当官,朝里有人就有狠,纯老百姓就受欺负。你好好读书,将来也做个官,看看谁敢欺负我们!”可我终不是做官的料,虽然书是读出来了。

我家祖辈是从外地迁徙来的,族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无权无势,父亲只有一个哥哥,从小就跑出去当兵,跟着共产党打仗,与家基本没有联系。解放后,这个哥哥又响应党的号召,支援大西南,到了贵州一个苗族县扎了根。“朝堂”无人,孩子们总没有升迁或招工的份。稍微有点权势的干部都把孩子安排到单位,先是亦工亦农,以后再转正。或提干,或参军,或招工。即或改革开放后,他们仍然是最先的受益者。按成分我家是贫农,是依靠的对象啊,但你可千万别幼稚,以为凡贫农就能普沐“皇恩”。我们那一族,没有一个当干部、招工什么的。对于不听话的贫农,一样可以戴“坏分子”的帽子,可以开斗争大会。一个暑期,我回家,见到父亲忙“双抢”,挑“草头”扭了腰,动弹不得,只好在家歇着,我去帮忙干活,中午,书记在地头开会,不指名的说,有的人,懒,大忙季节,装病,这成什么样子!真是马瘦被人骑,人弱被人欺。我气的要命,还不能发作。

文化大革命时期,父母亲忙完了田里,晚上就要开会,学习,晚上九、十点回家,双抢季节,每天又四、五点起床下地,还有很多工作组,支农的人员,天天喊全党动员,大办农业,到头来还是没办好农业。上面强调要种双季稻,费力不讨好,收成倒不如种一季中稻,农民抵触情绪很大,上面就说话了,“双季稻是路线稻,方向稻,收不了稻谷收稻草,收不了稻草收思想。”父辈们就这样被折腾,越忙活越穷。

缺吃少穿,受苦受累是我父辈这一代的宿命。说穿衣,父亲冬天一件破棉袄,脏脏的,油油的,夹衣是没有的;夏天一件厚布衫,脱衣洗等衣干。补丁加补丁,像和尚的百衲衣。说吃饭,冬天每餐的下饭菜就是老油菜,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轮流做饭,把那油菜拿到堰塘里使劲搓,去苦味,然后到锅里煮,油是没有的,放点酱油就是美味。对门幺幺那户人家,那年菜地里只有大蒜,天天吃,后来大蒜中毒,脸上肿的怕人。食油每人每月供应二两,要放也是“像滴眼泪”。(这个比喻是隔壁大妈的语言)做饭,柴火就是大问题。分的稻草不够烧,我们曾经铲草皮做柴火烧,满屋的烟,呛的流泪直流,所以农村人害眼病的特别多。我当时看了一本书,按书上说的,捡了些煤渣,挖了些又黑又臭的塘泥,混合谷糠,做成“煤球”,再做一个炉子,生出的火很微小,但也将就,一餐饭,要烧很长时间,等的要命。大人要尽快下地,就催,急死人。

农业学大寨,春秋季的抢种抢收,冬季的水利建设,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劳作,开会,学习,大批判,没日没夜,到头来也就糊个口。我家孩子多,属困难户,后村的一家是独子,也穷的跟我家差不多,这就是在今天一些人口里赞美的文革时代的幸福生活。

那年我上初中,要过两道湖,每道湖要一毛钱的船费,然后走10里路,到后港。每次我们总是绕一道湖,节约一毛钱。一天回家,大家身上都没钱了,就决定两道湖都绕,那样就还的多走20多里路,恰好半路遇上雨,布袄整个都湿透了。回家的目的就是拿钱、背米。一次,父亲告诉我,说母亲送我回来后哭了,因为她只有2元钱给我,怕我不够吃。

父亲从小身体不太强壮,加之成年后两次大病,又长期的咳嗽,做起农活来就特别力不从心。每每见到他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,呻吟,喊腰疼。家里花销很难应付,母亲的埋怨,孩子们的吵闹,外面人的讥诮,让他总是愁眉苦脸,唉声叹气。昏黄的油灯下,吃着无油的饭菜,一把蒲扇,无力的摇着,驱赶着蚊虫,满塘的蛙声,更添暑热的烦躁。“唉,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好啊?”“要好啊,我看只有死了才好。好了好了,一了百了。”母亲应答道。不知为什么,母亲的这话跟红楼梦里好了歌一个样,她可是大字不识呢。

再后来,孩子们渐渐都大了,吃穿用度更大,要读书,要成家讨媳妇,无钱,无房,无挣钱门路,真正愁死了父母。半夜里总听到他们絮絮滔滔的讲话声,叹息声。

改革开放后,生活有了转机,父亲凭着杀猪卖肉的手艺,盖起了砖瓦房,几个弟弟也娶上了媳妇。父亲终于又喝上酒了。脸上渐渐有了光泽。每当他呷一口酒后,就慢悠悠的说,“那时节啊,……”就要回忆往事,母亲就打断他,“酒话又来了,见不得你话多!”

后来小镇上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,农民消费毕竟有限,要真正致富,靠种田还是不行,得有门路,地道的农民哪来门路,一家有一个孩子读书或有一个慢性病人就让你致贫。晚年的父亲由咳嗽转为肺病,时好时坏,孩子们都成家分开了,母亲信了佛教,经常外出,父亲基本上是单独过活。就在这样贫病交加的时候,他也不向孩子们开口要钱,一天吃两顿饭,有酒还是要喝的,烟也要抽,劝不住。他说,快点死了也好,管他呢!

我平时回去的也少,见了面,给他一点钱,他总是嗫嚅的说,还是我长儿好,有孝心。唉,我做得多么少啊,哪里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赡养义务啊。1993年冬天,家里有信来,说父亲不行了,快回来看看。到家了,只见他沙哑着声音,说,我怕是不行了。大哥拿出卫生院拍的片子,说,医生怀疑是肺癌,你拿到市一医找专家看看,是不是癌症。父亲说,算了,我也就这几天了。他交代说死后简简单单做点佛事也就行了,不要浪费些钱。我看他一回半刻也“去”不了,学校的教学又耽搁不得,就要回去了。父亲很是留恋,伸出手,说,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你才能再回来啊。我实在不忍离去,有不得不回,只好忍痛告别。回荆门后,找了专家,专家说一张片子不能确定是不是肺癌,还要做相关的检查才能确定。这时的父亲哪能再转院折腾,只好作罢。刚开年不久,家里就来电,父亲去世了。那晚是大哥守在他床前,临睡时,父亲说,“你把电视打开,我要听听那里面的声音。”

兄弟们请了8个和尚道士,给他做了3天3夜的斋,把他的“灵”接回来,持续上香守灵一个月。埋他在长湖岸边。

每年过年回老家,我们都要到他坟前祭拜,在震耳的鞭炮声中,在缭绕的纸钱青烟中,在湖水的氤氲里,我仿佛看见父亲那愁苦的面容,那无助无望的眼神,我心里就默默地念叨,父亲,父亲,你就是罗立中笔下油画中的那个《父亲》,一脸沧桑,满额的皱纹,满怀的忧郁落寞,还有咸渍的汗水,苦涩的烟味。今天,坐在电脑前,我用最朴素的叙述追忆你,没有修辞,不讲究表达技巧,只用键盘敲打已逝的苦难,敲打我撕开岁月的不忍与残忍。你的一生与我的意义何在?我在想,我阅读到的与你共同生活的四十年的历史,就是我读懂最真实的中国的一部当代史,农民史,乡村史,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史,它是那样鲜活,那样真切,直观,沉重,比起任何宏大的叙事都要厚重,都要金贵。你只活了66岁,时间于你,是你存在的证明,是历史的个人叙事的见证,是贫困落后乡村半个多世纪的见证。你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我提供了一个解剖集体主义优劣的标本,提供了了解当代中国走向的一个坐标。你,一个顺民,一个愚民,一个在泥土中默默流汗,默默死去的蝼蚁,尽管在出身上被贴上荣耀的标签,称之为依靠对象,在空洞的金环中,永远是虚无,是苍白。贫穷不是你的错,更不是你的耻辱,那是制度的病。当一种主义被神圣化、被权威化后,被集体膜拜后,个体的生存的自由权利与生存质料就被剥夺,大一统的强制生产的后果是贫困随之而来,权威主义下的愚昧赞颂加剧了这后果的蔓延。天朝的子民只有匍匐残喘,只能是少数骗子统治多数哑子。我的父辈就是这无声的哑子,是湛湛天宇下赤裸的哑子,贴地而行,被黄土的尘烟消形。你卑微的生,屈辱的活,无望的死,这就是你的宿命,农人的宿命。

我侧身西望,今日的长湖已是被污染的湖,湖面失去了往日的美丽,只有泛绿的波浪在凛冽的寒风中跳荡。湖边是一堆堆无序的坟茔,碑碣,纸钱,灵幡。我跪下,磕头,一次,再次,三次:

六十六,黄土地,留你不住,

四十年,儿子把你送进土,

一只眼一支烟,你笑我哭,

凄凄的,是这每夜荡漾的湖,

永别了,我的父,

那个世界里,不用为我操心,

你可幸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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